失去与创伤是人生无可避免的一部分，后续效应往往带有强大的破坏力。
丧亲、成为暴力事件或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伤残失能、罹患慢性病或致命重症、受到恐怖攻击或战争的蹂躏，抑或是历经其他性命饱受威胁、心灵饱受伤害的遭遇，都可能使我们的生活脱序，并留下深深的心理创伤。
治疗诸如此类的创伤，通常需要长期的调适与复原，病程因人而异。就像断掉的骨头要对准位置接回去，在失去重要的人事物或身心受创之后，如何重新把生命拼凑起来对能否完全康复的影响甚巨。
有些失去和创伤太沉重，需要心理卫生专业人士的技能，而且可能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确切来说，本章不是针对这些遭受极度重击的状况，深陷此种困境的读者如果尚未寻求专业协助，强烈建议您向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家求助。
然而，人生中遭逢的许多失去与创伤，并没有严重到造成心理或情绪上久病不起的地步。举例而言，面临失业、最好的朋友在激烈争吵后和我们绝交、年迈的祖父过世等情况，我们会有一段伤心难过的调适期，但我们的心理和情绪通常会回到先前的健康水平。
只不过，同样的状况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主观意义。
举例来说，如果失业导致我们全家无家可归，如果这位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或如果我们是爷爷带大的且他的身体向来很硬朗，我们所蒙受的损失和人生遭到的冲击，规模恐怕就可观得多。
无论在因应失去与创伤时表现出什么差异，说到重建人生、在情绪和心理上完全恢复过来，我们全都面临类似的挑战。
我们要将心理上的骨折重新归位，把破碎的人生天衣无缝地拼回去，成为一个功能完善的整体。
在某些情况中，扫除失去与创伤留下的心理阴霾，不仅能加速我们的复原，也有可能让我们从这些经验中浴火重生，为我们人生中的优先顺位带来有意义的改变，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现有的人际关系，也让我们活得更有目标、生活满足度更高，此所谓「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
在失去与创伤过后，我们的情绪是变得更健康或更脆弱，取决于许多我们不可控制的变量，例如事件的严重程度、我们本身的心理素质，以及我们先前经历过的苦难。
但也有些变量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为能善用本章的情绪紧急自救术，对于失去与创伤造成的心理冲击，以及这些冲击对心理和情绪健康构成的挑战，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
失去与创伤造成的心理冲击
除了严重的情绪困扰，除了事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改变，失去与创伤也会造成数种心理冲击，每一种都代表了一组需要重新归位的骨骼。首先，失去与创伤在生活中制造的混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我认知、我们的角色，乃至于我们最根本的身份认同。其次，我们对这个世界及自身定位的基本假设，往往会受到悲剧事件的挑战，导致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事件，或难以将这些事件融入到个人信念体系的大框架之下。第三，在悲剧过后，许多人会觉得很难维持旧有的人际关系和活动，以前觉得有意义的人事物，现在不再觉得有意义。
我们甚至会觉得重拾自己的生活就形同背叛了逝者，或形同给自己内心的痛苦打了折扣。
历经失去与创伤，人都会有悲痛的情绪，但上述心理冲击的严重程度则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能伤得很轻微，有些人却觉得生活深受影响，影响所及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
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一检视这几种状况。
1、生活大乱：排山倒海而来的情绪困扰
失去或创伤过后，在刚开始的日子里，我们的情绪可能恶劣到生活全面瘫痪的地步。我们可能丧失清晰思考的能力，或者就连最基本的照顾自己都做不到，例如不吃不喝不洗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悲痛地历经一连串撕心裂肺的「第一次」—没有逝者相伴的第一餐、受暴后第一个独自度过的夜晚、人生天翻地覆之后第一次看着镜中的自己......。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第一次」，可能一连数周或数月不断朝我们袭来—和另一半分居后第一次上超市，没有要买他或她最爱吃的东西;失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没钱买礼物给孩子;父母刚过世后的第一个感恩节......。
每一个「第一次」都勾起回忆与悲痛的情绪，也勾起我们对逝者深深的渴望。我们可能变得很难去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坠入绝望的深渊中，我们的心情可能比重郁症患者还黑暗。然而，悲伤不是一种情绪障碍，而是人对极端状况的正常心理反应。
不管一开始是多么痛彻心扉，这份痛楚总会随着时间淡化。
当我们开始接受现实，当我们开始消化这次的失去或创伤，那份椎心之痛就会渐渐减轻，即使只是减轻一点点而已。
「时间」确实是良药。复原时间的长短，显然要看这次失去或创伤的本质，以及这件事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主客观影响而定，但我们一般都会在半年内度过最悲痛、最难适应的阶段
如果那份悲痛没有过去，不管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损失或伤害太重，还是因为情况不允许我们走完疗愈和复原应有的历程，这件事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定义。
我们最独特的个人特质有可能不复存在或被悲伤掩盖，就连我们自己都再也看不见这些特质了。我们的兴趣、创意、喜悦和热情，可能全都被忧伤、痛苦及我们对过去永无止境的反刍遮蔽。我们的生活名副其实地陷入一团混乱。
2、身分认同崩坏：失去与创伤如何挑战我们的角色与自我定义？
葛兰本来是一位前途看好的业务员。没在东奔西走的时候，他爱跟朋友们打打篮球。一个冬夜里，葛兰和两位同事在漫长的出差过后开车到机场，路面积雪结冰，导致他们的车子失控打滑。葛兰当时正在后座中间的位置打瞌睡。
「我整个人直接冲出挡风玻璃，摔在地上失去意识。几分钟后，我张开眼睛醒了过来，只见其中一位同事倒在我正前方，死了。我试着起身，但却站不起来。我低下头，看到自己浑身是血，我的脚......我的两只脚都不见了。」葛兰用力吞了一口口水。那是我们的第一次会谈，从他的表情看来，葛兰不常把这件事挂在嘴边。
「接下来，医院和手术，很多、很多的手术。」葛兰有一年多医院度过，医生们治疗他的重大伤残，并为他展开漫长的密集复健。他也接受心理治疗。葛兰支离破碎的身躯慢慢康复，但他的心还是千疮百孔。
「数不清有多少次，我但愿自己那天晚上死掉算了。
死了还比较轻松。
大家想来探望我，但想到要见任何人，我都受不了。
想到要看着自己，我也受不了。
事情过去六年了，我还是没办法照镜子。
偶然瞥见自己的身影，我看到的就是一个陌生人。
以前的我在那天夜里已经死了。
这个陌生人、这个残缺不全的瘸子，不是我！」
我很心疼葛兰，不仅心疼他在肢体上受到的骇人外伤，也心疼他过了六年内心还是那么痛苦。那次失去与创伤在他心里留下的阴霾还是那么重。他的心理骨折未曾准确归位，后果就是他从未适应劫后的现实。
失去与创伤往往会迫使我们面临新的现实状况，依据事件的严重程度，我们可能要整个重新定义自己的身分认同，乃至于全盘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在那次车祸之前，葛兰用「拚事业」、「个性外向」和「运动健将」定义自己，如今这三个自我认同的支柱都垮了，再也无法为他的人生发挥任何作用。葛兰亟需重新定义自己的身分认同、重拾被悲痛埋葬的人格特质，并决定他未来的人生能怎么过。
重新定义自我和个人身份认同的挑战，伴随着许多失去与创伤的遭遇而来
我们可能用工作定义自己，后来却失业了
我们可能用伴侣关系定义自己，结果却失去了伴侣。
我们可能用体育技能定义自己，不料却失去健康。我们也可能用亲职定义自己，但最终连最小的孩子都长大离家了。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时间重新找到自我、向内探寻有意义的事物，并找到新的办法表现出自己蛰伏的一面，让深埋在悲痛之下的自我崭露头角。否则我们内心就会空虚得可怕，而这份空虚只会带来更大的失落感，瓦解我们最基本的自我感受，让我们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的惊涛骇浪中漂泊不定。
3、信念崩毁：失去和创伤为什么会挑战我们的处世观念？
身而为人，为人生中的经验赋予合理的解释，是我们最情不自禁的冲动之一。对于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方式（即使是无意识、不自觉的），而我们就透过这副眼光看待人生多数的经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念与假设，不仅左右了我们的行动和决定，而且往往赋予我们目标感与意义感。
有人可能认为人生中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有人则相信「种什么因、得什麽果」。
有人可能相信「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有人则相信「一切纯属偶然」。
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大致上是公平的，有人则抱持恰恰相反的意见。
有人相信人生大致上是可预测的，有人却深信所有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
无论我们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什么想法和见解，失去与创伤都会挑战我们对这个世界及其如何运作的基本假设，导致我们因此冒出更多严重的情绪困扰
（4）。我们无法理解事情怎么会这样，再加上事发当下的震惊，使得我们亟欲将前所未见的现实状况融入到既有的基础信念体系中。曾经给我们安全感的基础信念体系，如今不再能给我们安全感了。
说真的，这种「信念危机」很常见。我们被各种问题与怀疑淹没，常常因此踏上寻求解答的征途。
对于求解的强烈需求，可能会让我们不断反刍事情的来龙去脉，苦思发生这件事的原因和可能的防范之道。我们可能会细细分析一千个微小的决定和片刻，觉得如果改变了某一个小地方，我们就不会落入今天这种痛苦的境地。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期间及其后，身为一位在纽约市工作的心理师，我听过个案表达许多诸如此类的「要是」：「要是晚几分钟出门，她就搭不上车。
飞机撞上大楼时，她也就不在她的办公桌前了。」「要是他没有搬到波士顿，他就不会在那班飞机上了。」「要是我没停下脚步抬头看，掉落的残骸就不会击中我了。」在那恐怖的一天过后，这些例子代表了许多人共有的想法和反刍心理。
为了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事后我们往往会一直纠结在这些「要是」上头，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月。
许多人在事隔半年内就能对发生的悲剧有一套解释，但也有许多人甚至多年以后都无法释怀。然而，我们越快重建自己的处世观念，越快把遭逢失去或创伤的经验融入自己的信念体系里，反刍的频率和强度就会越快减少和削弱，我们的心理就会调适得越好，越不会有情绪失调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
4、人际关系断裂：为什么我们很难和留下来的人维持关系？
为了面对日渐逼近的五十岁生日，梅可欣来做心理咨商。十年前，她曾答应先夫科尔特，两人要一起飞到非洲参加游猎团，庆祝五十岁的里程碑。尽管科尔特多年来多次恳求，梅可欣还是从没出国过。「我们约定的是十年后的事，但我可不是随口答应下来。」她表示：「我是认真要信守承诺。」
就在她满四十岁几个月后，科尔特开始有严重的头痛。「他们帮他做了一个又一个检查，但还是查不出原因。」梅可欣回忆道：「后来他们给他做了脑部扫描。医生告诉我们说他脑部有肿瘤。他们会尽量把他的肿瘤切干净，但基本上，他们预计他顶多再活三年。一连几天夜里，我们俩都哭着睡着。科尔特很怕动手术。他知道手术过程有太多可能出错的地方。就在他们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我答应手术后只要他一恢复，我们就去非洲游猎。而且不管我们两个还能在一起多久，剩下的日子都要尽量多去旅行。那是他几星期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梅可欣停下来，擦擦眼泪。「两小时后，他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她颤抖着手、涕泗纵横地说：「我想他......我好想他！我还是每天都跟他说话：下班回到家时、早上起床时。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我还是每星期做一顿他最爱的晚餐。这是我的一种慰藉，让我觉得不那么孤单。」梅可欣收拾一下情绪，继续说道：「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六个月后就是我的五十岁生日......而我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实现诺言去参加游猎团，但另一方面，科尔特已经不在了，要我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我不知道自己受不受得了。」
梅可欣和科尔特没有子嗣，但他们热爱露营与户外活动，享有活跃的社交生活。然而，打从科尔特过世后，梅可欣这些年来已和他们多数的老友失去联络，而且她已完全放弃露营、爬山这些活动了。她的人际圈除了一位住在美国西岸的姊姊，就只剩几位工作上的泛泛之交，他们每隔几个月会聚餐一次。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要再交男朋友，她立刻就否决了这种想法，说她觉得这么做就像背叛了科尔特。
有许多人在丧偶后的反应都是缩回自己的世界里，执着于已逝的那个人，在心里和对方说话，想象他们对我们的日常大小事会有什么想法和反应。然而，这个阶段通常是暂时的。渐渐地，我们放下了失去的那个人，继续自己的人生，或许重拾故交、参与以前为我们丰富了生活的活动，或许认识新朋友、找到新嗜好，把我们的情绪和精力投入在新的人事物上。但也有些人就困在过去，逝者的鲜明形象始终萦绕不去。我们抓着那个人的记忆不放，持续把自己的情感资源投入在逝者身上，而非生者身上。
再举一个例子。尚恩是我在年夏秋辅导过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表哥是消防队员。在世贸北塔坍塌时，这位消防员表哥因公殉职了。对尚恩来讲，他不仅失去了表哥，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接下来几个月，尚恩变得对世贸双塔本身很执迷。所有闲暇的时间，他都用来看有关世贸建造过程的电影和纪录片，读遍他能找到的相关历史资料，研究这两栋建筑在维修和营运等各方面的事宜。同时，他也回避他们的家族成员，拒绝出席团聚的场合，不跟任何最能和他分摊这份丧亲之痛的人接触。
在悲剧过后，这种应对机制是很合理的反应，但如果持续太久，我们就可能像尚恩和梅可欣一样，深陷过去无法自拔。
在许多案例中，这种沉湎于过去的习惯代表我们的哀悼功能失灵了。
我们没把断掉的骨头接回去，慢慢恢复过来，重新定义自己，展开新生活，而是一直在回忆中载浮载沉，紧抓不复存在的东西，却不去把握依旧拥有的东西。
若不加以处理，这种模式可能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使我们的人生停滞不前，使我们的未来被这次的失去与创伤绑架，而我们自己则已经被那份伤痛给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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