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作者胡翌霖（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责编陈斌
导读我的学术志向一直比较坚定。这种以学术为业的志向几乎从大学期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我从未动过心去下海经商或者去从*。我的理想就是读书、写书、讲课，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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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教授访谈
访谈者：胡翌霖等
●您十五岁就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为什么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报考北大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您在本科学习期间有哪些收获？
我从小对语文很感兴趣，喜欢写作，到初中对数学感兴趣。我本科就读空间物理专业，完全是高考本身的偶然性造成的，那一年我的高考物理成绩最好，所以选了一个听起来很迷人的物理类专业。入学之后，我才慢慢了解到，原来空间物理专业既不研究宇宙航行，也和基础物理关系不大，主要研究月地之间的物质形态，基本上用不到量子力学、相对论，反而跟无线电、雷达之类的应用技术很接近。这与我对纯粹东西的爱好很不相符。那个时候学制非常僵硬，没有转系的可能，只能等到大学毕业后通过考研究生改专业。我有一个同乡在哲学系读书，受他的影响我经常阅读哲学著作，听哲学系的课和讲座。在考研选专业时，我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哲学系。
我在北大接受的文理科两方面的双重教育是我本科期间最大的收获。一方面是通过空间物理专业接受了理科教育，是那个时代很正规的理科学术训练，做实验、做数学演算、写实验报告等。另一方面，我还通过北大哲学系接受了文科的学术训练。我跟哲学系学生一起读书，听讲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了解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氛围。这些文科训练对于我的学术生涯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目前所从事的科学思想史与现象学科技哲学研究，本质上都是某种沟通文理的跨学科研究。如果缺乏文理两方面的跨学科教育背景，研究的深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有没有考虑过其它出路？
我的学术志向一直比较坚定。这种以学术为业的志向几乎从大学期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我从未动过心去下海经商或者去从*。我的理想就是读书、写书、讲课，做学术。
年硕士毕业之后，我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开始了我的学者生涯。那个时候，自然辩证法界有两种研究进路，其一是研究当代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其二是研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思想。我一开始走的是前一个路子，研究现代宇宙学的哲学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个路子行之不远。到80年代末，我承接了一项翻译工作，就是翻释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这项翻译工作对我影响很大，它奠定了我后来学术道路的思想发端。
●您是由《自然的观念》开始走上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道路吗？
研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这条路子行之不远，而研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路子也不为我喜欢，感觉这个路子过于简单，不需要哲学根基，只要外语好就行。柯林伍德提示了我第三条道路。柯林伍德既是个历史学家，又是个历史哲学家。翻译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对我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传统科学哲学太肤浅，而他把历史与哲学相融合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成为我以后的主要研究风格，使我和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模式分道扬镳。
通过翻译《自然的观念》，我发现在“科学思想史”领域中有一大堆金矿没有被挖掘出来。中国学界对于“科学思想史”一直不太熟悉。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领域翻译了很多著作，从维也纳学派、卡尔纳普、波普尔到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基本都引介进来了。但是库恩的思想先驱、科学思想史学派的开山祖师亚历山大?柯瓦雷的著作，中国学界几乎没有听说过。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呢？关键在于柯瓦雷的编史学纲领是一个“idealistprogram”，翻译成中文就是“唯心主义纲领”（我们现在译在“观念论纲领”）。柯瓦雷这么明目张胆的说自己是“唯心主义”，谁又去敢翻译它啊？所以，作为“唯心-唯物”这个僵化的思想框架的牺牲品，整个思想史学派就被完全忽视了。到了90年代初，我受柯林伍德思想的启发，开始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年，我组织一批学界同行编译出版《科学思想史指南》一书，开始将科学思想史学派引入中国学界。同时出版的还有我的一本小书叫做《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我认定思想史必须从源头做起，就是从希腊做起，因此我从辨析希腊空间概念的思想渊源与发展历程来开始我自己的思想史研究。这本小书写出来之后，我自己觉得还不错。那段时期我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