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34岁的研三学生谢鹏将在12月中旬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
也就是说再过半月左右，他就能逃离苦海，拥抱美好的未来。
但在这即将走出黑暗的时刻，他却倒在了学校自习室里再也没有起来。
生命定格在34岁。
死亡证明书上写着“心源性猝死”。
谢鹏去世后，父母翻看他与导师董天文以及同学朋友的聊天记录，发现儿子的“疲惫”和“煎熬”。
导师董天文将自己课题中的多项工作交由谢鹏承担，例如资料查找、撰写课题材料及制作PPT、课题组发放福利、帮助课题组其他成员做实验、出差等。
在生活方面，打扫老师办公室、早上给老师烧水、给老师送烟、去老师住所拿衣物等等杂活他都得干。
写到这里忽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怎么34岁才读研三。
原来他毕业后，曾先后在两家公司当过助理工程师。
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他辞职考研，在31岁被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录取为岩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31岁考研需要多大的勇气？
顶着重重压力，他以一个“老学生”的身份进入学校。
承包了导师的业务，还当起了导师的保姆。
卑躬屈膝地选择逆来顺受，不敢怒也不敢言。
多干活，可以接受，按照常理看，至少有点补助或者其他吧。
但事实相反，他还倒贴费用做研究，今年5医院检查“冠心病心律失常”，后来向导师请假未获批准，最后导师还故意让他延期半年毕业。
其家属认为系导师分配过多任务“压垮了”谢鹏，并已委托公益律师贾方义、郭乘希律师，准备起诉校方和导师。
12月4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室，询问有关谢鹏猝死一事，院长未予以回答。
红星新闻记者通过多渠道联系董天文教授，均未获得回复。
校方相关责任人玩起了“消失”，
对学生最基本的态度去哪了？
学生猝死在学校，学校领导和导师都成了哑巴。
请问，学校存在的意义在哪？
校长和导师的良心在哪？
面对一具学生的尸体，内心没有愧疚？
如何面对学生年过六旬的家长？
如何面对其他学生的阵阵目光？
谢鹏失去了生命和尊严，留给花甲之年父母的是痛苦和绝望。
白发人送黑发人，往后余生，阴阳两隔，无限悲伤。
有人说，他是累死的。
的确，在他生前，不知有多少次在凌晨拼命。
在人生最好的年华，他不曾想到，即将到达胜利时倒下。
他委曲求全地任劳任怨，还不是为了那张学历。
得罪不起的不是导师，而是他手中的权力。
导师，有学历的“生杀大权”，拥有这权力就可以逼学生乖乖就范。
学术圈的腐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导师的权力压榨已然成了通用潜规则，高校拿学生论文给“自己人”用，职高技校把学生“卖到”工厂实习从中赚取“劳务派遣”的差价。
教书育人的地方，已然成了乌烟瘴气的邪恶江湖。
没有道义，只有利益。
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
悲剧一再重演。
这也绝非个例。
武汉理工陶崇园的悲剧仿佛就在昨天。
陶崇园由于受到导师长期的精神压迫，不堪重负跳楼身亡。
他坠楼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老师。”
从同学提供的多份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导师王攀曾让陶崇园喊他“爸爸”，还大喊“爸爸我永远爱你”；导师叫他时，必须立刻答“到”；
王攀曾长期让陶崇园送饭、打车、买车票、叫醒起床、找眼镜以及做其他与科研教学无关的事，并干预其出国读博、找工作等。
陶崇园自杀一年以后，导师才道歉。
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认为他们是传业授道解惑的老师,为人师表理应受到尊敬。
教授、学者的身份是值得信赖的。
然而却正是这些所谓的权威，
做出了我们不能想象的超越道德底线的恶行。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穷人家的孩子很害怕，
他们没有试错成本，
他们只会选择隐忍吞声，拼命苦撑，直到撑不下去。
尼采说，
真正灵*高级的人，
或多或少都会带一点抑郁，
而抑郁的本质，
就是看穿后的善良。
他们早已看穿，
却保持那份纯真的善良。
披着让人尊敬的外衣，
干着令人唾骂的勾当，
教育，
岂能让这帮人践踏？
国贼不除，便是国难。